一九一 路线分歧（四）
一九一 路线分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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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极为艰苦的事情。走什么道路，每天走多远，有没有休息的地方。带一个师两万多部队前往陕西，反倒比周镇涛一个人孤零零的回陕西更容易。
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憋着一口气，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所以周镇涛还能撑得住。面对军区党委，周镇涛也能毫不示弱。现在再也没有人“压迫”周镇涛了周镇涛自由了，所以他得以极大的意志力压制住自己，才没有让“是不是回去向同志们认个错？”这种念头直接变成脑海里面的一个选项。
只是人类的潜意识并不是那么容易压制的，这种想回去的念头以另外一种形势活跃在周镇涛脑海里面，“如果他们半路追上我要我回去的话，我一定不会回去！”
直到离开的第五天，周镇涛依旧认为前来追赶他的人是会出发的。为此，周镇涛甚至加快了步伐。毕竟是在部队里面接受过相当正规的教育，加上解放鞋的确很方便赶路。这都已经出了淮海省的地界，都快到了开封。追赶周镇涛的“追兵”还没有出现。
不过现实永远都是客观存在的。周镇涛也不得不先面对现实的境遇。在淮海省根据地的时候，他也没什么要害怕的。土匪强盗早就被一扫而空，根据地对于这些扰乱生产秩序的团伙向来抱持彻底打击的态度。三省交界处从来都是“三不管”地区，秩序混乱，土匪横行。人民党却充分利用了这些三不管地区混乱的秩序，不断派兵打击土匪流寇。当然，打击完了也不是白打的，人民党就在这些地区正式“存在”。从维持秩序开始，接下来就是夺取收税的权力，再接下来就是土改，建立基层组织。与根据地的交界处，例如兰考等地，除了县城里面的几个官还是河南本地的，大半个兰考县向人民党交税，而不是向北洋的河南政府交税。
人民党的治下有一个极大的特点，那就是公共事业上终于有投入了。道路即便没有修葺，至少在各个路口都有路标。各个沿途的镇子上都有国营的旅店、邮局、学校、卫生所这类的公共设施。甚至能够看到报纸这种在根据地内部已经相当普及，根据地外只在大城市出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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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春天，路边那些经过平整的土地划分的相当整齐，农民们拿着根据地制造的农具在田里面劳动。田地与田地之间每隔几百米有着一排树木，道路两边更是整齐的种着两排树。秩序井然的格局尽管有些单调，却证明了这是人民党的地盘。离开人民党的地盘之后，或者更直白的说，当走出了路边两排树木在路上突然不在延续之后，展现在周镇涛眼前的景色就大不相同了。
仿佛是被施了法术一样，原本整整齐齐的方块地立刻被歪七扭八的田垄所代替了。每隔一段就会出现的农忙休息时的大草屋变成了各种小窝棚。甚至有些地方连窝棚都没有，农民夫妇一起下地，铺盖卷成一个卷，被大人带出来的孩子们在铺盖卷边玩耍。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个个穿的破破烂烂，脏兮兮的。
要是在根据地里面，小孩子们都被送进了幼儿园，大孩子们都在学校里面上学。大人们能从这些家务中摆脱出来，当然是高兴的。不要说小孩子们上学，成年人也会学文化，学技术。每一个农忙休息时的大草屋都有黑板，农民们会在劳动的时候，把每天要学习的字写在纸上，每个人背上贴上一张。抬起头喘口气的时候就能看到。也肯定会有农村技术工作队的同志们和农民一起劳动，休息时间中向农民请教农业问题，也向农民讲述农业技术问题。
几年的工作经历，让周镇涛认为这才是天经地义的。可一离开根据地之后，周镇涛才发现仅仅在根据地这种社会才可能是天经地义的。离开根据地一里地，这种社会就消失了。
甚至只用回头，远远就能看到合作社的大牲口拖着铁犁，农民们在犁后面用力推，一起在田里面耕地。可近在咫尺的地方，农民玩命的挥动着木质农具，以极低的效率忙着农活。
与人民党那种几乎清一色成年人的劳动队伍不同，根据地外的劳动者但论数量甚至比人民党更多。老人，中年，青年，少年，孩子，混在一起，在春天的田野上为了一年的生计奋力工作，可工具，生产组织实在是太差了，甚至不用多看，参与过农场建设的周镇涛就知道等根据地的工作完成两天，根据地外的农民们还干不完紧急的农活。
至于根据地实施各村生活设施集中的政策，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很方便的收集到各种粪肥，然后集中生产农家肥。在根据地外，农民一泡尿都要撒在自家地头上，根本没有大规模积肥这种概念。春耕就是和老天爷抢时间，早一天耕开土地，就早一天播种。早一天播种，庄稼在收割前就多长一天。这多长的一天，很可能就能多打几斤粮食，让一家人能够在下一次播种前多吃几天饭。
这个简单的道理，周镇涛在家里面的时候曾经非常明白，可是在根据地的时候，由于根据地把个人的家庭生产变成了整个社会化生产，原本家庭承担的很多工作，由农业部门，由合作社，甚至由部队参与的基础水利项目建设承担起来。例如部队兴建的灌溉网，让原本大批靠天收的旱地也成了水浇地，大规模的积肥，尽管分到每亩地里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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