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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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周中途被免官，后来担任执金吾，追捕盗贼，逮捕查办桑弘羊以及卫皇后兄弟的儿子，执法严酷，天子觉得他尽职而又无私，升任他为御史大夫。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河内太守和河南太守。他执政残暴酷烈的程度比王温舒等人更严重。杜周开始当廷史的时候，只有一匹马，而且配备也不齐全；到了他长期当官，位列三公的时候，子孙都做了高官，家产积累多达好几万。
太史公说：从郅都到杜周这十个人，都以施政严酷暴烈而闻名。可是郅都刚烈正直，能引援是非，争着做对国家有益的大事。张汤因为懂得君王的心思而投其所好，皇上则与他上下配合，当时也多次辩论天下大事的得失，国家靠他而得益。赵禹常会依据法律坚持正义。杜周则阿谀奉承，以少说话为原则。自从张汤死后，法网严密，办案多靠严酷诋毁，政事逐渐败坏荒废。九卿碌碌无为，只求护住官位，他们防止犯错尚且不及，哪有时间去研究法律之外的事呢？然而这十个人中，那些廉洁的完全可以做人们的表率，那些污浊的完全可以做人们的鉴戒，他们出谋划策，教导百姓，禁止奸邪，一切作为都斯文有礼，且恩威并施。执法虽严，但与他们的职务相称。至于蜀郡太守冯当凶暴摧残百姓，广汉郡李贞擅自肢解人，东郡弥仆锯断人的脖子，天水郡骆璧逼人招供定案，河东郡褚广胡乱杀人，京兆的无忌、冯翊的殷周之凶狠如蛇、鹰，水衡都尉阎奉拷打犯人，逼着犯人出钱请托，哪里值得说！哪里值得说！
游侠列传
韩非子说：“儒生以文章来破坏法度，而游侠靠着武力违犯禁令。”韩非子对这两种人都加以讥讽，但儒生却多被世人称道。至于用权术谋取宰相卿大夫的职位，辅助他的君主，功名都被写在史书里，本就没什么可说的。至于季次、原宪，他们是平民百姓，他们用功读书，怀着特异的君子的品德，行为不与当代俗人苟合，世人也嘲笑他们。因此季次、原宪一生住在空荡的草屋里，穿粗布衣服，连饭都吃不饱。他们死了有四百多年了，而他们的弟子们，却不知倦怠地谨记他们的志向。现在的游侠的行为虽然不遵循道德法律的准则，但是他们说话必然守信用，做事必然果敢决断，已经答应的事必定会怀着诚意去做，肯牺牲生命去救人于危难之中。就算已历经了生死存亡的考验，也不夸耀自己的能耐，同时也不羞于炫耀自己的功德，大概这是他们非常值得赞美的地方吧！
何况危急的事，是人们常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淘井和修米仓时遇到了危急情况，伊尹曾背着鼎俎当厨师，傅说曾藏身于傅险服苦役，吕尚曾在棘津遭困厄，管夷吾曾戴过脚镣手铐，百里奚曾喂牛当奴隶，孔子曾在匡地被囚禁，在陈地、葵地遭饥饿。这些人都是儒生所称道的仁人，这样的人尚且遭遇这些灾祸，何况是才能中等而又生逢乱世的人呢？他们遇到的灾祸怎么能说得完呢？
世人有这种说法：“何必知道是否仁义，已经享有利益的就是有道德。”所以伯夷以吃周粟为耻，竟会饿死在首阳山，可文王、武王却并没有因此而有损王者的声誉。盗跖、庄蹻凶暴残忍，而他们的党羽却不断称颂他们的道义。由此可见，“偷衣带钩的人被杀头，窃取国家政权的人却被封侯，受封侯的人家就有仁义了”这话并不假。
现在拘泥于所学的人，有的死死守着狭隘之理，长久地孤立于世，哪能比得上降低标准去迁就世俗，随世俗沉浮而猎取声名的人呢？而平民百姓，看重取舍皆符合道义、能实现承诺的美德，不远千里去追随道义，冒死为道义而不恋尘世，这也是他们比别人强的地方，并非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因此读书人困窘的时候愿意将命托付给他们，这不就是人们所谓的贤能与豪侠中间的人物吗？如果真能让民间的游侠与季次、原宪比较权势大小及能力高低，比较对当今社会的贡献，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总之，从以功效来表现言必有信的角度来看，侠客的义举又怎能缺少呢！
古代的平民侠客的事迹都湮没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靠着有封国及身为卿相的富贵，招揽天下贤才，在各诸侯中名声显赫，不能说他们不是贤才。这好比顺风呼喊，声音并非更洪亮，而人们却听得更清楚，因为这是风势激荡的结果。至于民间侠客，修养品行，砥砺名节，好名传遍天下，没有不称赞他们的贤德的，是因为他们能办好世人难以办好的事情。然而儒家和墨家都对他们加以排斥，不把他们的事迹记载在文献里。秦朝以前的平民侠客的事迹，已经湮没无闻，我很遗憾。据我听到的，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他们虽然时常触犯汉朝的律令，但是他们个人的行为皆符合道义，廉洁而退让，有值得称赞之处。他们的名声并非是没有根据地树立起来的，读书人也不是凭空附和他们的。至于结成帮派的流氓勾结起来，倚仗钱财奴役穷人，凭借暴力欺凌孤弱的人，放纵欲望，只求自己快乐，游侠认为这是可耻的。我悲哀世俗之人不能明白其中的真意，却误把朱家、郭解等人与那些暴徒视为同类，一并加以耻笑。
鲁国的朱家，与高祖同时代。鲁国人都以儒学传世，而朱家却因为行侠而闻名。他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数以百计，其余被救的普通人更是说都说不完。但他始终没有夸耀自己的本事，不因他对别人有恩而沾沾自喜，唯恐再见到那些他曾经给予过恩惠的人。他救济别人的困难，都是先从贫贱的人家开始。他家里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破烂烂，每顿饭只有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牛拉的小车。他一心救别人于危难之中，胜过为自己办事。他曾暗中帮助季布将军摆脱了被杀的厄运，等到季布地位尊贵后，他却终身不肯见季布。从函谷关以东，没有人们不伸长脖子盼着和他交朋友。
楚地的田仲因行侠而闻名，他喜爱剑术，像服侍父亲那样服侍朱家，他觉得自己的操行不及朱家。田仲死后，洛阳出现了剧孟。洛阳人靠做买卖为生，而剧孟凭着行侠显名于诸侯。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条侯周亚夫担任太尉，乘坐着驿站快车将到洛阳时，找到剧孟，高兴地说道：“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而不找剧孟相助，我知道他们是做不成事的。”天下动乱，宰相得到他就像得到了一个对等的国家一样。剧孟的行为大体上类似朱家，而他喜欢博棋，他所玩的多半是少年人的游戏。当剧孟的母亲去世时，从远方奔来送丧的人，大概能坐满上千辆车。等到剧孟去世时，家中连十金的钱财也没剩下。而这时符离人王孟也因行侠而闻名于江、淮一带。
这时，济南瞯姓人家、陈地的周庸也因为豪举而闻名。景帝听说后，派使者把这些人全都杀了。从那以后，类似的代郡白姓人家、梁地的韩无辟、阳翟的薛兄、陕地的韩孺又都纷纷出现了。
郭解是轵县人，字翁伯，他是善于相面的许负的外孙。郭解的父亲因行侠，在孝文帝时被杀。郭解个子矮小，精明强悍，不喝酒。他年少时残忍毒辣，心中愤慨不快的时候，亲手杀的人很多。他不惜牺牲生命为朋友报仇，藏匿逃犯而抢劫犯案，没事的时候就私铸钱币、盗墓，他所做的不法活动数不胜数。但却总被上天保佑，在窘迫危急之时常能脱身，或是遇到大赦。等到郭解岁数大了，就改变节操，检点自己，以德报怨，施舍别人的多，而且抱怨别人的少。而他自己也越来越喜欢行侠仗义。已经救了别人性命，却不炫耀自己的功劳，不过其内心仍然凶残狠毒，还像以前一样会突然为小事而发作行凶。当时有些少年人仰慕他的行为，也常替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仗着郭解的势力，和别人喝酒，让人家干杯。如果人家酒量小，不能再喝了，他就强行灌酒。那人生气，拔刀刺死了郭解姐姐的儿子，然后就逃跑了。郭解姐姐怒道：“凭着弟弟翁伯的信义，有人杀了我的儿子，却捉不到凶手。”于是她把儿子的尸体扔在道上，不埋葬，想借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到凶手的去处。凶手走投无路，自己回来把实情告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了他原本应该，是我们家的孩子无理。”于是放走了凶手，把罪责归于他姐姐的儿子，并收尸埋葬了他。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后，都称赞郭解的义举，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时，人们都躲着他，只有一个人叉开双腿傲慢地坐在地上看着他，郭解便派人去询问他的姓名。郭解有个门客因为不满那人对郭解的态度而要杀那个人，郭解说：“我住在家乡，竟至于不受人尊敬，这是我自己德行还不够，他有什么罪过！”于是暗中嘱咐尉史：“这个人，是我最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免除他的差役。”以后每到服役时，多次轮到这个人，县吏都没让他去。他觉得奇怪，便问县吏其中的原因，原来是郭解使他摆脱了差役。于是，他就袒衣露体去找郭解谢罪。少年们听说后，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洛阳人中有人相互结仇，城中从中斡旋的贤人豪杰数以十计，双方始终不听劝解。有门客来拜见郭解。郭解连夜会见结仇的人家，双方出于对郭解的尊重，心存委屈地听从了郭解劝告，准备和好。郭解就对结仇的人家说：“我听说洛阳有很多人为你们调解，你们大都不肯接受。如今幸而你们听从了我的劝告，但我郭解怎能从别的县跑来夺取人家城中贤大夫们的调解权呢？”于是郭解连夜离去，不让人知道，还说：“暂时不要听我的话，等我离开后，让洛阳的豪杰再从中调解，你们听他们的。”
郭解为人恭敬，不敢乘车进入县衙门。他去附近郡国替人办事，能办成的，一定把它办成，办不成的，也要使各方满意，然后才敢吃人家的酒饭。因此大家都非常尊重他，争着为他效力。城中的少年及附近县的贤人豪杰，半夜登门拜访郭解的常有十多辆车，请求将郭解家的门客接回自家去供养。
等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把各郡国的富豪迁去茂陵，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迁移名单上有郭解的名字，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徙。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说话：“郭解家贫，不够迁移的标准。”皇上说：“一个平民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得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家不穷。”于是郭解家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了给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轵县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掾，是他向上举荐迁徙郭解的。于是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杨县掾的头。从此杨家和郭家结了仇。
郭解迁徙到关中，关中的贤士豪杰无论从前是否了解郭解，如今听说了他的名声，都争着与郭解结好。郭解个子矮，不喝酒，出门从不骑马。后来又杀死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在宫门下把告状的杀了。皇上听说后，就下令捉拿郭解。郭解逃跑，把他母亲及其他家属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去临晋。临晋人籍少公本来不认识郭解，郭解冒昧去找他，顺便请求他帮助自己出关。籍少公把郭解送出关后，郭解辗转来到太原，他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所到之处留他食宿的人家。官吏追捕郭解，追踪查到籍少公家里。籍少公自杀，口供断绝了。过了很久后，官吏才抓到郭解，并深究他的罪行，发现某些人被郭解所杀的事，都发生在赦免令公布之前。一次，轵县有位儒生陪同使者闲坐，郭解的门客称赞郭解，儒生说：“郭解专爱作奸犯科，怎能称得上是贤人呢？”郭解的门客听到这话，就把这个儒生杀了，割断他的舌头。官吏拿这件事责问郭解，而郭解确实不知道是谁杀了人。杀人的人始终无影无踪，不知道是谁。官吏上奏皇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任意行侠，玩弄权术，因为小事而发作杀人，郭解虽然不知道，但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了人还严重。该判郭解大逆无道之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全族。
自此以后，行侠的人非常多，但都傲慢无礼，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儿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却能有恭谨谦让的君子风度。至于北道的姚氏，西道的杜氏众人，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流，这些人都是活在民间的盗跖罢了，哪里值得说呢！这都是过去朱家那样的人引以为耻的。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的相貌赶不上一般人，语言也没有可取的地方。但是天下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的人，无论是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仰慕他的名声，自称为侠的都标榜郭解并引以为荣。俗话说：“人可用荣誉名声当容貌，难道有穷尽的时候吗？”唉，可惜呀！
滑稽列传
孔子说：“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六艺’的作用是相同的。《礼》用来规范人的生活方式，《乐》用来促进人们和睦融洽，《书》用来记述古代事迹和典章制度，《诗》用来抒情达意，《易》用来明辨天地万物的神奇变化，《春秋》用来阐明微言大义、衡量是非曲直。”太史公说：世上的道理恢宏无边，难道不伟大吗！言谈话语如果能稍微切中事理，也能排解不少纠纷。
淳于髡是齐国的一个上门女婿。身高不足七尺，滑稽善辩，屡次出使诸侯各国，从未受过屈辱。齐威王在位的时候，喜欢说隐语，又常彻夜宴饮，荒淫无度，沉溺于饮酒之中，不理朝政，将政事全部委托给卿大夫。文武百官也都荒淫放纵，各诸侯国都来侵犯齐国，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齐王的左右近臣却都不敢进谏。淳于髡便用隐语规劝讽谏齐威王，他说：“国都有一只大鸟，落在大王的庭院，三年不飞又不叫，大王您知道这只鸟是怎么回事吗？”齐威王说：“这只鸟不飞就罢了，一飞就直冲云霄；不叫便罢了，一叫就使人惊异。”于是威王诏令全国七十二个县的县长都来入朝奏事，奖赏一人，诛杀一人，又鼓励将士们御敌，各诸侯十分震惊，都把侵占的土地还给齐国了。齐国的声威竟持续达三十六年。这些话都记载在《田完世家》里。
齐威王八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齐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搬救兵，让他带着黄金百斤，驷马车十辆。淳于髡见后仰天大笑，把系帽子的带子都笑断了。齐王说：“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说：“我哪里敢！”齐王说：“那你在笑什么呢？”淳于髡说：“今天我从东面来时，看到路旁有个祭祀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道：‘贫瘠旱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篝笼，低洼水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米粮满仓。’我看到他拿的祭品非常少，而他所祈求的东西却那么多，所以笑他。”于是齐威王把礼物增加到黄金一千镒、白璧十对、驷马车一百辆。淳于髡告辞起程，来到赵国。赵王拨给他精兵十万、裹有皮革的战车一千辆。楚将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夜撤兵而去。
齐威王非常高兴，在后宫设下酒宴，召见淳于髡，要赐给他酒喝。问他道：“先生喝多少酒才会醉？”淳于髡答：“我喝一斗也能醉，喝一石也能醉。”威王说：“先生喝一斗就能醉了，怎么能喝下一石呢？能说给我听听这其中的道理吗？”淳于髡说：“得到大王当面的赏酒，执法官在旁边，御史在背后，我喝酒时心惊胆战、低头伏地，喝不了一斗就能醉了。如果父母请贵客到家里来，我挽起袖子，曲身跪坐，奉酒敬客人，客人时不时赏我残酒，我多次举杯敬酒，喝不了两斗就醉了。假如朋友交游，好久没见面，忽然相见了，高兴地讲起往昔之事，各自倾吐衷肠，大概喝个五六斗就醉了。至于乡亲们的聚会，男女混坐，互相敬酒，没有时间所限，又玩六博、投壶之类的游戏，呼朋唤友，互邀成对，男女握手言欢也不会被罚，眉目传情没有禁忌，面前有坠落的耳环，背后有遗失的发簪，在这样的时刻，我是最开心的，喝上八斗酒，也不过只有两三分醉意。天黑了，酒也快喝光了，把残酒剩菜归并到一起，大家靠着坐在一起，男女同席，鞋子和木屐混在一起，杯盘狼藉，堂上的蜡烛已经熄灭，主人单单把我留下，而送走其他客人，绫罗短袄的衣襟已然解开，微微闻到阵阵香味，这时我心中最为欢畅，能喝下一石酒。所以说，酒急生乱，乐极生悲。一切事情都是如此。”这番话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走极端，到了极点就会衰败。淳于髡用这些话来婉转地劝说齐威王。齐王说：“好。”于是，就停止了彻夜长欢，并任命淳于髡当接待诸侯宾客的主客官员。齐王宗室摆设酒宴，淳于髡常常在旁作陪。
淳于髡之后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
优孟原本是楚国的歌舞艺人。他身高八尺，能言善辩，时常用说笑的方式委婉地劝谏楚王。楚庄王有一匹喜爱的马，就派人给它穿上华丽的绣花衣服，安置在富丽堂皇的房子里，睡在没有帷帐的床上，用枣脯来喂它。马因为得了肥胖病而死，庄王让群臣给马办丧事，准备用棺椁盛殓，按大夫的葬礼来埋死马。身边的大臣争论此事，觉得不可以这么做。庄王下令道：“有谁胆敢为葬马的事来进谏，就罪当处死。”优孟听说此事后，走进殿门仰天大哭。庄王吃惊，而后问他哭的原因。优孟说：“马是大王所爱的马，就凭堂堂楚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有什么要求办不到，却用大夫的葬礼来埋葬它，太薄待它了，请用埋葬君主的礼仪来埋葬它。”庄王说：“那该怎么办呢？”优孟回答道：“我请求用雕有花纹的美玉为它做棺材，用质地好的梓木为它做套材，用楩、枫、豫、樟等名贵木材为它做护棺的提凑，派士兵为它挖掘墓穴，派老人儿童为它背土筑坟，齐国、赵国的使臣在前陪祭，韩国、魏国的使臣在后护卫，为它立祠，用猪牛羊祭祀，拨万户大邑来供奉它。诸侯听说这件事后，就都知道大王把人看得很轻贱而把马看得很贵重了。”庄王说：“我的过错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那我该怎么办呢？”优孟说：“请大王准许我用对待六畜的办法来埋葬它：在地上堆个土灶做外椁，用大铜锅做棺材，拿姜枣来调味，再加入香料来解腥，用稻米当祭品，用火光当衣服，把它安葬在人的肚子里。”于是庄王派人把马交给主管宫中膳食的太官，不让天下人长久地传扬这件事。
楚国的宰相孙叔敖知道优孟是一位贤人，便善待他。孙叔敖病重临终前，叮嘱他的儿子：“我死后，你一定会很贫困。到那时你就去找优孟，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过了几年后，孙叔敖的儿子果然贫困，靠卖柴谋生。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优孟，就对他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我父亲临终前，曾嘱咐我贫困时去拜见优孟。”优孟说：“你不要去远方。”随即他就缝制了孙叔敖曾穿戴的衣服帽子开始穿戴，并模仿孙叔敖的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一年多后，模仿得极像孙叔敖，连楚庄王和他身边的大臣都分辨不出来。楚庄王摆下酒宴，优孟上前为庄王敬酒。庄王大吃一惊，还以为孙叔敖复活了，于是想要让优孟做楚相。优孟说：“请允许我回家后和妻子商量一下，三天后再来担任楚相。”庄王答应了。三天后，优孟再来。庄王问：“你妻子怎么说？”优孟说：“我妻子说千万别做，楚相不值得做。像孙叔敖那样做楚相，忠诚廉洁地在楚国施政，楚王才得以称霸。如今孙叔敖死了，他的儿子竟没有立锥之地，穷到每天靠打柴为生。如果要像孙叔敖那样，还不如自杀。”接着优孟唱道：“住在山野耕田辛苦，难以得到食物。奋起出外做官，自身贪婪卑鄙的，积有余财，不顾羞耻。自己死后虽然家室富足，但又怕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犯下大罪，自己被处死，家室也遭诛灭。哪能做贪官呢？想要做清官，奉公守法，忠于职守，到死都不敢为非作歹。唉，又哪能做清官呢？像楚相孙叔敖，一生廉洁至死，现在妻儿老小竟然贫困到靠打柴糊口。实在不值得做清官啊！”于是，庄王向优孟致歉，当即召见了孙叔敖的儿子，封给他寝丘这个四百户之邑，以供奉祭祀孙叔敖。自此后，传了十代也没有断绝。优孟的这种智慧，可以说是适得其宜，抓住了发挥的时机。
优孟之后二百多年，秦国有优旃。
优旃是秦国的一位个子非常矮的歌舞艺人。他擅长讲笑话，然而都能契合大道理。秦始皇时，宫中摆下酒宴，正值下雨天，殿阶下持盾站岗的卫士全都淋着雨，受着风寒。优旃看见后十分可怜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想休息么？”卫士们都说：“非常想。”优旃说：“如果我喊你们，你们要赶快答应我。”过了一会儿，臣子们在殿上向秦始皇敬酒，高呼万岁。优旃靠近栏杆大喊道：“殿阶下持盾的卫士！”卫士答道：“有。”优旃说：“虽然你们长得高大，但有什么好处？只能站在雨中淋着。我虽然生得矮小，却有幸在这儿休息。”于是，秦始皇下令卫士分两半值班，轮流接替。
秦始皇曾计划要扩大苑囿，向东扩张到函谷关，西至雍县和陈仓。优旃说：“好。多多养些禽兽在里面，若是敌人从东方来侵犯，让麋鹿用角去顶他们就行了。”秦始皇听完这话，便停止了扩大猎场的计划。
秦二世即位，又想用油漆涂城墙。优旃说：“好。即使皇上不讲，我本来也要请您这么做的。漆城墙虽然对百姓没什么好处，但很美呀！城墙漆得油光铮亮的，敌人来了也爬不上来。要想做成这件事，涂漆倒是很容易的，但难办的是要建一所大房子，然后把漆过的城墙搁进房子里，使城墙阴干。”于是二世笑了起来，因而这个计划也取消了。不久，二世被杀死，优旃归顺汉朝，几年后去世了。
太史公说：淳于髡仰天大笑，因而齐威王横行天下。优孟摇头歌唱，因而打柴为生的人得到封地。优旃靠近栏杆大声一喊，阶下持盾卫士因而得以减半轮值。这些事迹难道不都是伟大而值得颂扬的么！
货殖列传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点，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能望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能听到，但各国人民却都觉得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衣服最漂亮，安于本地的习俗，乐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直到年老死亡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代，如果还要按这一套行事，那除非堵住人民的耳目，否则几乎是无法施行的。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事，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记载的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的耳目总要极享声乐美色之好，嘴巴总想尝尽各种肉食的美味，身体安于闲适快乐的环境，心里又夸耀着拥有权势、才华的光荣。统治者用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有很久了，即便用老子的那些妙论挨家挨户地去劝导，也终究不能感化谁。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顺应他们，其次是因势利导，然后是加以教诲，再加以整顿约束，最坏的办法是与民争利。
山西盛产木材、竹子、谷子、苎麻、牦牛尾、玉石；山东盛产鱼、盐、漆、丝、声乐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木、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玑、象牙兽皮；龙门、碣石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千里之内，矿山到处都是，有如星罗棋布。这就是各地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都是中国百姓所喜好的，俗话说的穿着、饮食、养生、送葬的物品。所以，人们要靠农民种地来取得食物，要靠虞人上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来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器具，要靠商人流通货物。这难道还要官府发布政令，教化征召百姓限期集会吗？人们都各自施展才能，竭尽力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所以，货物低价时就到别处求得高价出售，货物高价时就到外地求得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本业，乐于做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征召便会自动前来，不用强求民众便会生产。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顺应自然的证明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种地会使粮食缺乏；工匠不制造会使器具缺少；商人不做买卖，会使吃的、用的和金钱这三种宝物无法流通；虞人不开发山泽会造成资源短缺。”财物匮少了，就无法进一步开发山林水泽。农、工、商、虞是人民穿衣吃饭的来源。源大则富裕，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使国家富强，下可以让家庭富足。贫穷或是富裕的机会，没有谁能剥夺或是施予，但聪明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往往贫穷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本来那里多是盐碱地，少有人烟，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去纺织刺绣，竭力提倡工艺技巧，又吩咐人们把鱼类、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结果别国的百姓和财物纷纷流入齐国，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像车辐那样聚集齐国。所以，齐国能生产冠带、衣履供天下所用，而东海、泰山之间的各路诸侯都整理好衣服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重修姜太公的事业，设立了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得齐桓公得以称霸，数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政治；而管仲本人也得到三归台，虽然他的官位只是陪臣，却比各诸侯还富有。自此后，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统治时期。
所以说：“粮仓充盈了，人们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人们就会知道荣辱。”礼生于富，而废于贫。所以君子富有了，就喜欢做好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去做他能做的事。江水深，鱼儿就在此处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此处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势时更加显赫，失势时，他的门客也无处容身，所以心情不快。在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是显著。俗语道：“家里有钱的人，不会因犯法而受刑死于闹市。”这话不是空的。所以说：“天下人熙熙攘攘来往穿梭，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有千辆兵车的天子、有万户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害怕贫穷，更何况编入户口册里的普通老百姓呢！
过去越王句践在会稽山之上被围困，就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快打仗了，就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所需，才算懂得商品。善于体察时机与用途，就能看得清楚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所以，岁在金时，就能丰收；岁在水时，就要歉收；岁在木时，就会闹饥荒；岁在火时，就会干旱。旱的时候，就要备船以待涝；涝的时候，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一般来说，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一次大饥荒。粮价每斗二十钱，农民的利益会受损害；每斗九十钱，商人的利益要受损失。商人受损，钱财就无法流通；农民受损，田地就会荒芜。粮价每斗最高不高于八十钱，最低不低于三十钱，则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利。平价出售粮食，调整物价，使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些就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的道理，是务求完好坚牢，没有滞留的资金。买卖货物的时候，凡是易腐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积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是短缺的原因，就会通晓物价贵贱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归于贵。当商品贵到极点的时候，要及时卖出，将其视同粪土；当商品贱到极点的时候，要及时购进，将其视为珠宝。商品货币的周转流通要像流水那样。”句践按着计然的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强了，能用一大笔钱去收买士兵了，可以使士兵们不顾箭射石击去冲锋陷阵，就像口渴时要抢着喝水一样，终于报仇雪恨，将吴国灭了，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成为“五霸”之一。
范蠡已经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的耻辱，便慨然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项，越国只运用了其中五项，就实现了雪耻的意愿。既然施于治国这么有效，我要也用它治家。”于是，他便乘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朱公觉得陶邑是天下的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面相通，是货物贸易的场所。于是治理产业，囤积居奇，抓住时机寻求利益，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治理产业的人，要能选用贤人并且把握时机。他在十九年间三次赚得千金钱财，两次分散给贫困的朋友和远房的兄弟。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富裕了便喜欢做仁德之事的君子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听任子孙处理他的产业，子孙继承了他的产业并有所发展，于是达到巨万家财。所以，后世人谈论富翁的时候，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跟着孔子学习，离开孔子后去卫国做官，又运用卖贵买贱的手段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子的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是最富有的。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即子思）穷得连糟糠都吃不起，隐居在陋巷里。而子贡却乘着四马并辔的车子，带着束帛厚礼去拜访、馈赠诸侯，他所到之处，国君只与他行宾主之礼，而不行君臣之礼。孔子能名扬天下，是因为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便是所谓得到形势的帮助而使名声更为显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魏文侯在位的时候，李克正着力于开发土地，白圭却乐于观察市场行情以及年景好坏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而被低价抛售的时候，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而被高价需求的时候，他就出售。谷物成熟的时候，他将粮食买进，出售丝、漆；蚕茧结成的时候，他将绢帛棉絮买进，出售粮食。他知道，太岁在卯位的时候，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午位的时候，会出现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的时候，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的时候，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会有雨水。太岁复归卯位的时候，他囤积的货物大概比往年要增加一倍。要增加收入，他便收购下等的谷物；要增加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收购上等的谷物。他能做到不讲究吃喝，节制嗜好，减少穿戴，与奴仆同甘共苦，他抓住赚钱的时机就像凶猛的野兽和飞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所以他说：“我经商致富，就像伊尹、吕尚制定谋略，孙子、吴起带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如果一个人的智慧达不到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做不到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尽管他想学我的经商致富之道，我终究是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要经商致富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因为有所尝试，有所尝试才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行事就能达成的。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靠冶铁起家，其财富多得可以与王侯相比。
乌氏倮从事畜牧业，等到牲畜众多之时，便全都卖掉，再购买各种奇异的物品和丝织品，将其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再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补偿给他，送给他牲畜，多到要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牲畜的数量。秦始皇下诏乌氏倮可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与诸大臣一起进宫朝见。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从得到朱砂矿后，竟好几代人独揽其利，家产也多到不计其数。清虽是个寡妇，却能守住先祖的家业，用钱财保护自己，不被他人侵犯。秦始皇觉得她是个贞妇，便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盖起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边鄙之地的畜牧主，巴郡寡妇清不过是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一样名扬天下，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吗？
汉朝建立，天下统一，朝廷便开放关卡要塞，废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畅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流通顺利，他们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汉朝政府又将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迁到京城来。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到黄河、华山，沃野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时代开始上贡赋起，便把这里当作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邠地，周太王、王季住在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此这些地方的人仍保有先王遗风，爱做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将干坏事看得非常严重。直到秦文公、秦德公和秦穆公定都雍邑，雍邑地处陇、蜀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时迁居栎邑，那里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很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将咸阳治理得很好，汉朝也将咸阳当作都城，并在长安附近建了诸陵县，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集中于此地，这里地方很小，人口又多，因此当地百姓越来越钻营取巧，多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蜀地区。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土，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料、铜、铁和竹木之类。南边可抵御滇地、僰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地、笮地，笮地出产马和牦牛。然而巴蜀地区交通闭塞，虽修了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但只有襃斜通道控制其出口，联通四方道路，用多余的物品来交换短缺的物品。天水、陇西、北地以及上郡与关中地区的风俗相同，西有羌中的地利，北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天下第一。可此处地势险要，只有长安与其相通。所以，整个关中地区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这里生产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候，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位于天下的中心位置，好比是鼎的三个足，是王者更迭建都的地方，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此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诸侯聚会之所，所以当地民风小气节省，熟悉世故。杨邑、平阳邑人民，往西可以到秦、戎狄地区经商，往北可以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两地在石邑以北，接近匈奴，多次遭受掠夺。当地民风强直、好胜、扶弱抑强，不愿从事农业和商业。但由于该地邻近北方夷狄，常有军队出入，所以从中原运过来的物资，时常有剩余。当地民风强悍而不务农事，从三家尚未瓜分晋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对其民风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的时候，就更为助长了这种民风，当地民风仍保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平阳两地的人民在其间游刃有余，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温、轵地区的人民往西可去上党地区经商，往北可去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土地贫瘠，人口众多，沙丘一带还有纣王传下来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靠着投机取巧生存。男子们常聚在一起游戏玩耍，慷慨悲歌，白天围在一起杀人抢劫，晚上就挖坟盗墓、制造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貌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则弹奏琴瑟，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讨好献媚，有的女子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邯郸也是漳水和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民风与赵相似，但由于地靠梁、鲁，民风稍显庄重而又看重操守。卫君曾将都城从濮上的帝丘迁到野王，野王的民风崇尚气节，扶弱抑强，保有卫国的遗风。
燕国的故都蓟也是渤海和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通齐、赵，东北与胡人交界。地处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偏远，人口稀少，多次遭胡人侵扰，民风与赵、代地区大致相仿，民风迅猛凶悍，百姓不爱思考，当地盛产鱼、盐、枣、栗。该地北邻乌桓、夫余，东面可以控扼秽貉、朝鲜，真是一个有利的战略位置。
洛阳人向东可去齐、鲁经商，向南可去梁、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
齐地被山海环绕，方圆千里都是沃土，适宜种植桑麻，盛产彩色丝绸、布帛和渔盐。临淄也是东海、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风从容豁达，通情达理，人民足智多谋，爱发表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人口不易外流，不敢聚众斗殴，但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抢劫别人财物的人，这是大国的风尚。此地士、农、工、商、贾五民齐全。
而邹、鲁两地邻近洙水、泗水，还保有周公传留下来的风尚，喜好儒术，讲究礼仪，因此当地民风小心拘谨。人民多经营桑麻产业，没有山林川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小气吝啬，害怕犯罪，远离邪恶。等到国力衰败的时候，人民爱好经商，追逐金钱和利益的程度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自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至巨野，过去都是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市。唐尧在成阳兴起，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在毫定都。当地民俗还保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出了很多君子，喜好农事，虽然没有丰饶的山河物产资源，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积累财富。
越、楚之地具有西楚、东楚以及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自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郡、南郡，此为西楚地区。这里民风剽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很难积累财富。江陵原是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物产丰饶的云梦。陈郡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渔盐货物，居民多从事商业。徐、僮、取虑一带的人清廉严苛，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的地区，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此为东楚地区。这里的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之地的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地区的风俗与越地相同。自从吴王阖闾、楚国春申君以及汉初吴王刘濞这三个人招致天下乐于游说的子弟以来，吴地东有丰富的海盐，还有章山的铜矿，以及三江五湖的资源，亦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属于南楚地区。此处风俗与西楚地区大致相似。楚国自从失去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亦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会聚的地方。因为与闽中、干越的习俗混杂，所以南楚人民善于辞令，巧言善辩，少有信用。江南地势低，气候潮湿，男子寿命短。该地盛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藏极为有限，开采之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的费用。九疑、苍梧以南直到儋耳，与江南地区的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有许多杨越风俗混杂其中。番禺亦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汇集地。
颍川、南阳是原来夏朝人居住的地方。夏人施政崇尚忠厚质朴，还保有先王留传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民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将不法之民迁徙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亦是一个都市。当地民风杂乱，好惹事。人民多以经商为业。以行侠仗义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的人交往甚密，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为“夏人”。
天下各地的物产不均，有少有多，民间各地习俗也各不相同，山东人吃海盐，山西人吃池盐，岭南和沙北本来也有诸多地方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吧。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主食，以鱼类为菜肴，刀耕火种，灌水除草，瓜果螺蛤等物不用从外地购买，就能自给自足。该地占据有利的地形，食物丰足，没有饥馑的忧患，所以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贫穷。因此江淮以南既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也没有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的地区，宜种植五谷、桑麻，宜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多次遭受水旱之灾，百姓喜好积蓄储藏，所以秦、夏、梁、鲁地区的民俗是喜好农事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及宛、陈等地也是如此，再加上从事商业。齐、赵地区的民众喜欢耍机巧，靠投机谋利。燕、代地区的居民以种田、放牧、养蚕为业。
由此可见，贤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争议论辩，坚守信义、死守节操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设法提高自己的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富贵。因此，清廉的官吏就能长久任职，时间久了，便会更富有；商人公平交易，就能因多赚钱而富有。追求财富，是人们的情性所在，是用不着学习，任谁都想要追求到的东西。因此，壮士在军队里攻城时抢先登攀，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拔旗，冒着箭射石击向前进，不怕赴汤蹈火的艰难，这就是所谓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民间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抢劫犯罪，挖坟盗墓，私铸钱币，既行侠也妄为，让朋友替自己报私仇，暗中藏在隐蔽的地方躲避追捕，不避法律禁令，如同快马奔驰般往死路上跑，其实都是为了钱财。如今那些赵国、郑国的女子，精心打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脚踩着轻便的舞鞋，用眼神挑逗，用心思勾引，出外不远千里，招揽男人不分老少，也是为富贵而奔忙。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们，帽子、宝剑配饰讲究，外出时车辆坐骑成排结队，也是为显示富贵的架子。猎人和渔夫们，起早贪黑，冒雪披霜，奔跑于深山峡谷之中，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得到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比狗的人，个个争得面红耳赤，争相自我夸耀，一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怕输钱啊。医生方士以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焦思苦虑极尽其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官吏士人舞文弄墨，私刻印章，伪造文书，不避杀头之险，这是被他人的贿赂迷惑了。至于从事农、工、商、贾以及畜牧业，原本就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财富。如此殚精竭虑，全力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夺取财物。
俗话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卖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个地方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种植树木；住上一百年，就应用德行招来人。所谓德，说的就是人才。如今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是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也快乐富有，可以与有官爵的人相比，被称为“素封”。有封邑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纳二百钱。享有千户封邑的君主，每年租税的收入就有二十万钱，朝觐天子、拜访诸侯以及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支出。普通百姓从事农、工、商、贾等行业，有一万钱，每年可得二千钱利息，拥有一百万钱，每年可得二十万钱利息，而雇人服役交租赋的费用都要从这里支出。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享受吃喝玩乐了。所以说在陆地上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在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头，水中占有年产一千石鱼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的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棵栗子树；蜀、汉、江陵地区有千棵橘树；淮北、常山以南与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林；还有名扬国内、拥有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近千亩的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的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比。然而这些致富的资本，人们不用去市井察看，不用于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就能不劳而获，身有隐士之名，而又得到丰裕的收入。至于那些穷人家，双亲年老，妻子儿女瘦弱，逢年过节时没有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与人聚餐，吃穿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觉得羞愧，那就没什么可比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就只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斗智以追求更富有的生活，已经富有的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为了谋生，谁能不冒着生命危险便获得所需物品，那就应该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耕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工商业而致富次之，靠奸诈手段甚至违法而致富则是最下等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出来做官的隐士的德行，而又长期贫贱，喜欢妄谈仁义的人，也足够值得羞愧了。
凡是编入户籍的百姓，对于财富是自己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相差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相差千倍的就会被人家役使，相差万倍的就会做人家的奴仆，这是事情的常理。要从贫穷走向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及经商，刺绣织绵不敌倚门卖笑，此处所说的经商末业，乃穷人致富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里，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还有制造身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根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棉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鲰鱼，一千钧鲍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件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钱，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洁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类人家也可与千乘的富贵人家相比，这是大体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获利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所谓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今那些贤者之所以能致富的情况，以便后世之人得以比较选择。
蜀地卓氏的先祖是赵国人，靠着冶铁致富的。秦国击败赵国的时候，卓氏迁居，他们的家产被掳掠，只有他们夫妻两人推着车子往迁处去。同一批被迁徙的其他人，稍有多余的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官吏，央求把他们迁到近处，近处是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下面是沃土，地里长着大芋头，芋头的形状像蹲伏的鸱鸟，这样人们到死也不会挨饿的。当地百姓善于做买卖。”于是就主动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上冶铁，用心筹划，最后在财势上压倒了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贵程度达到奴仆一千人。他在自家的田园水池里尽享射猎游玩的欢乐，可以比得上国君逍遥。
程郑是太行山以东迁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他常把铁制品卖给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财富与卓氏相抵，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地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也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下魏国后，孔氏被迁到南阳。他便在当地大规模经营冶铸业，开辟鱼塘养鱼，并时常带着成群结队的车马游访诸侯，借此得到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然而他赢利的部分，远远超出了施舍给他人的那部分钱，这使他声望胜过那些吝啬小气的商人的同时，家财也多达数千金。因此，南阳人做生意全都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大方的举止。
鲁地民风节俭吝啬，曹邴氏尤为突出，他也是靠冶铁起家，家财多达几万钱。然而，他的家人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一定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不能忘利。他家在各地租赁、放债以及做买卖。因为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不少人舍弃儒学而一心求富，都是受了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民风是鄙视奴仆，而刀间这个人却偏偏重视奴仆。人们将凶恶狡猾的奴仆视为祸害，唯有刀间收留、任用他们，让他们在渔盐商业上追逐利益，或让他们乘坐成群结队的车马，去与地方官员结交，并且更为信任他们。刀间终于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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